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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病”:“病”不在物而在于人
添加時間:2017-03-24


“城市病”:“病”不在物而在于人

在城市規劃的制定和實施的過程當中,應當具有真正意義上的公眾參與。

經濟的變局中,城市的發展起落不定,一些曾經擁有輝煌歷史和重要政治經濟地位的城市,現在卻“泯然眾城矣”;與此同時,另一些城市正在依托新的經濟引擎,步入發展的快車道。未來的城市規劃要遵循哪些原則?怎樣才能留住人?房價不斷上漲對城市的良性發展有什么影響?如何應對“城市病”?基于此,記者對清華大學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袁牧進行了獨家專訪,本文根據采訪內容整理而成。

城市規劃需要真正意義上的公眾參與

記者:城市的發展需要規劃設計,目前國內城市規劃水平不一,您作為城市規劃設計方面的專家,覺得城市的規劃設計要遵循哪些原則?

袁牧:我們的城市有幾個問題,要么千篇一律,要么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建筑。這里面涉及到的恐怕不是單純的規劃問題。

首先,一個城市在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規劃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更多在于城市決策者對于城市發展所做的每個決策,以及決策的過程與方式。所以說一個城市是否美,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個城市所有群體的審美價值觀。我們現在很遺憾的看到,目前整個中國社會的審美能力是普遍偏低的,很多人并沒有太多這方面的修養和熏陶。所以說,一個城市能否尋求到一種自由的美,是全社會的責任,而不是某些專家或者某些個體、精英的責任。

再者,城市規劃自身確實面臨了很多問題,所以城市規劃也一定要改革。中國的城市規劃跟世界其他地方不太一樣。中國現今所沿用的城市規劃是從五十年代開始的,當時是學習了蘇聯在計劃經濟體系之下的城市規劃,我們的城市規劃還有規劃的空間,城市規劃所做的工作,實際上是在國家社會經濟發展計劃框架之下,為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提供并配置空間資源,是在一個大的原則指導之下去做的。

目前,對于城市規劃所做的很多改革工作是基于如何能夠更好的契合市場的發展。我們希望中國的城市規劃能從過去服從于社會經濟發展計劃之下的,一個自上而下的計劃指導體系,逐漸演變成為一個在全社會共識之下的城市發展公共政策體系。

另外,一個城市是全體市民的城市。作為一個城市規劃經營單位,應該為全體市民的利益著想,任何一個城市規劃都應當是大多數市民認可的。在城市規劃的制定和實施的過程當中,應當具有真正意義上的公眾參與。

為什么叫真正意義上的公眾參與呢?我們知道現在的城市規劃有很多公眾參與的內容,比如說,規劃是要公示的。在公示的過程中,大家可以提意見,但是這些意見,有多少的分量,是否被采納,或者說人們有什么樣的正常渠道可以提出意見,其實是沒有一個真正的原則的。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對公眾參與做一個真正的界定,也就是說什么才能夠代表公眾的利益,是個體,某些群體,還是公眾群體的代表?群體代表的發言權是多少,他們參與決策的權重是多少,議事規則是什么?只有明確了這些,才能構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公眾參與,真正做出一個代表全體市民利益的城市規劃,并且將其實施。

房價上漲影響城市活力,不利于中小城市發展

記者:現在多個二線城市出現了限購的政策,相比于剛性需求,很多購房者是為了投資,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這樣的上漲是否會影響城市的良性發展?

袁牧:房價上漲毫無疑問會對城市產生影響。第一,城市的貧富分化會日趨嚴重。手里有房的和沒房的人,掌握的資本和收入差距會越來越大,這加速了人群的分化。分化讓城市空間上的差異性逐漸變大,一些人住進已有的高檔社區,而同時,城中村、貧困人口聚居區會越擴越大,并在人口上不斷積聚。

第二,會對城市活力產生影響。一個城市的活力實際上源于這座城市的年輕人,如果房價一直高漲,會阻礙大量有活力的年輕人進入城市。

第三,房價的影響會波及全國,不利于中小城市的發展。這一次的房價提升其波及范圍已經從過去的一線城市發展到二線城市,將來還可能向三線城市發展。北上廣這樣的超大城市,實際上掌握了比中小城市更多的資源,而我們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這種資源的掌控。因此,對于特大城市來說,它的活力雖然會下降,但是由于資源而產生的城市動力還在,所以大量的人口還是會涌入這些超大城市,造成現在的超大城市越來越大,越來越掌控資源和城市發展動力。相反,二三線城市以及中小城市所能獲得的資源會越來越少,城市活力越來越低,超大城市與中小城市之間的差距也會越來越大。

“城市病”,病不在物而在人

記者:現在我們在享受城市發展成果的同時,“城市病”也在困擾著很多人,您認為我們應該如何應對?

袁牧:從規劃角度來理解城市病是非常好理解的,歐洲在十九世紀快速的城市化過程中,也有過和我們一樣的問題,用了很長時間來解決。

所謂的“城市病”,是在快速城市化的過程當中,首先進行了“物”的城市化,也就是說做了城市化的空間準備、產業準備和人口的集聚。實際上這種人口集聚和產業準備無論是對環境,還是對城市品質、城市生活、城市公共服務都會帶來非常大的沖擊。我們在過去三十年“物”的城鎮化當中,從政策角度沒有過多地考慮人的因素,而更多考慮的是“物”的因素。因此,中央也在未來的城鎮化要求中提出了對于“人”的要求,要以人為本,但是具體怎樣以人為本,還是目前大家討論的問題。

另外,應該如何看待城市市民,也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我們過去認為擁有城市戶口才叫城市市民,可是如今我們有大量沒拿到城市戶口的人同樣生活在城市,同樣需要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務,如果城市無法提供,那這就是一種城市病。這種情況下,這些人以什么樣的方式成為真正的市民,是未來城市化當中應當關注的問題。

“城市病”的解決涉及到城市公共資源配置,以及如何服務每個城市市民的問題。在這個層面上,決策變得極為重要。我們該形成什么樣的城市決策體系,市民在其中能夠起到多大的作用,這又涉及到公民參與的問題。我認為,未來的城鎮化應當是政府、市民與市場三方在達成了共同的城市價值認識的情況下,共同制定、實施公共政策的過程。

任何一個城市的城市問題都不是自己能獨立解決的。我認為,我們的城市群應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現有的城市壁壘,形成一系列的區域政策和區域共識。例如北京的污染問題,它不僅僅是北京獨立造成的,污染的解決需要更大范圍的區域協調才行。

老城發展要尋找新動力、激發城市活力

記者:隨著城市的發展,新城正在一步步擴張,而老城區也出現了一系列難點問題。在新的城市規劃中,上海、廣州都是在原有老城區的基礎上進行建設的,您覺得在老城的建設中我們要注意哪些問題?

袁牧:這是一個關于存量和增量的問題。我們過去強調發展城市新城,而未來的發展則更多關注城市已有空間。我們城市發展的空間總量實際上已經滿足了我們過去若干年內城市化人口需要的土地總量,但是這個問題應該分別對待,對于某些發展快,城市動力充沛的城市來說,這種空間還是不夠的;而對于沒有太多城市動力而空間上又過度增長的城市來說,我們在過去的規劃里給予了它過多的發展,但這種發展并沒有人口的支撐,所以在發展總量上出現了區域上的不均衡。

當然,老城作為城市發展的精神內核,也是新的城市規劃重點要考慮的問題,這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要解決老城的宜居性問題。目前中國城市的老城,更多是在過去半個世紀中建成的,并沒有太多的歷史遺存,而這半個世紀的快速建設,實際上是基于一些并不宜居的思想理念和城市發展思路,例如街道的劃分、城市功能區的劃分等。

有的人認為老城就應該復古,其實這是一種錯誤的說法。因為古代的城市代表的是古代的生活方式,而我們現在的城市擁有了新的生活方式,因此這樣的體系是無法套用到現在的。

第二,要解決老城的發展動力問題,要解決如何讓老城發揮出自身的價值,讓在老城生活的人能夠發展的問題。即使是老城也應當有自己的產業,我們現在說老城不能搞工業,那么不做工業我們可不可以發展第三產業或者別的?在未來的城市發展中,每個城市都應該解答這個問題。

第三,要解決老城城市活力的問題。一個城市的活力在于它的復雜與混合,過去的老城是能做到這一點的,未來的老城通過不斷的更新,它的復雜性和混合性會被消滅,原有的活力就會慢慢的消失。

未來的宜居城市是什么樣子?

記者:城市是否宜居已經成為人口流動的一大因素,您覺得一座城市有哪些好的因素可以留住人?

袁牧:首先,一個好的城市要有好的政策,要善待所有居民。因為每個市民無論貧富,無論男女,都是這個城市建設的一份子。

第二,一個好的城市要有開放性和包容性,只有這樣,人們才會有更大的空間從事自己所希望從事的職業,才能夠生活在自己所期望的氛圍之中,擁有自己所應該擁有的生活。

第三,一個好的城市應當是一個多元并存的城市。不同的生活形態、文化形態、產業形態可以并存,這樣這座城市才能有更大的兼容性,才會有更長遠的發展前景。當一個城市只被某一樣特質所充斥的時候,這種城市在發展的過程當中是單調的,未來的發展也有可能充滿了變數。

最后,一個好的城市應當提供充足的、良好的、完備的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政府對于這一點是有責任的,而且還要做到有預見性,不能朝令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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